前言
长征前夕，关键时刻，毛泽东竟然没有和大部队一起撤离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毛泽民和博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，焦点竟然是毛主席为何没有选择与大部队同行。博古的立场与毛泽民的坚持，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战略考量？这场争论，能否改变中国革命的走向？毛主席做出这一决策，背后有什么深意？这些问题，值得我们深思。继续读下去，了解长征背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。
一
毛泽民、毛泽覃都是在兄长毛主席的影响下投身革命中的。
尽管毛主席在毛泽民、毛泽覃兄弟参加革命道路的影响非常大，但对于兄长，两兄弟并不是绝对的盲从，对于中国革命，两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。
毛泽覃就和毛主席有过两次著名的争执。
1928年1月4日，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井冈山龙市出发，进抵遂川县，经一昼夜激战，占领了遂川县，在遂川县藻林镇驻扎期间，毛主席出于建设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性，决定在宁冈县大陇区桥林区。
思来想去，毛主席决定派弟弟毛泽覃去。
诚然，从毛泽覃内心深处去看，他是想留在前线打仗的，不想到根据地去。
毛主席见弟弟这么任性，生气的说了一句：
“你一定要去，这是中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。”
其实秋收起义以后，中央前敌委员会就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人，而且还大多都不在，当时随军到遂川的前委成员就只有毛主席一人，毛泽覃知道党组织规定，一下就明白，让他回根据地，是哥哥决定的，生气之余就回了一句：
“你就是组织？你就是前委？”
一句话，让毛主席也很生气，一下子就忘了是在部队里，伸手打了弟弟一巴掌。
警卫排长韩伟见状，立即上来劝阻：
“你怎么随便打人？”
毛主席有些气急，说了句气话：
“我打我的弟弟有什么不可以吗？”
韩伟也不服气的说了一句：
“你这不是军阀作风吗？”
韩伟一句话，让毛主席迅速冷静下来，然后他回头对弟弟说：
“对不起，哥打你了，哥向你道歉。”
简单的一件事，不仅能看出毛主席的个人风采，也能看出毛主席三兄弟相处的方式，从来就不是谁大谁有理。
1930年，红三军成立后，毛泽覃出任政治部主任，由于任务繁重，毛泽覃有时也照顾不到。
一次偶然的情况下，毛主席发现部队扩红时有捆绑现象，生气之余问是哪支部队，回答是红三军，一气之下，毛主席立马把弟弟毛泽覃叫来狠批了一顿。
毛泽覃一开始不知道哥哥为什么生气，加上年轻气盛，两人居然吵了起来，毛主席一气之下又抬起手来想打弟弟。
没想到的时毛泽覃直接回了一句嘴：
“这里不是毛氏宗祠，这是革命队伍。”
毛主席一下冷静下来，解释了原因，事后毛泽覃亲自出面跟乡亲们道歉。
直至1959年，毛主席谈到同弟弟的这两次争论时，还深有感触：
“我在40岁以前，肝火比较旺盛，总是对弟弟发脾气，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。”
毛主席谈到这件往事时，一度很是伤感，因为弟弟早于1935年牺牲。
二
相比于弟弟毛泽覃，毛泽民就要成熟的多一些。
从参加革命再到进入中央苏区，毛泽民就很信重毛主席，这绝不仅仅只是因为两人是兄弟关系，更是因为在很多事情上，毛泽民都很清楚，大哥毛主席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。
毛泽民对于中国革命本身是有很成熟的思考的。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第五次“反围剿”失利后，党组织决定向外转移，毛泽覃因为担任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部长，国家银行行长的关系，也被列入到转移名单之中。
可在事后，毛泽民惊奇的发现，大哥毛主席竟然不在名单之列。
作为中央苏区、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，毛主席竟然不在转移之列，那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会在哪里，毛泽民不敢去想，随后他找到周恩来，两人一同去和博古争论。
“毛主席为什么不能和大部队一起撤离？”
博古最初没有意识到问题重要性，只是顾左右而言他地说：
“他，没什么贡献，而且他与我们的理念也有不同，一同撤离万一路上遇到什么事，又起争执，对大家都不好。”
一听他如此说，毛泽民当场怒了，他拍着桌子怒吼：
“我来找你们，不是因为他是我哥，就偏袒他，我是用事实和你们说话，对内对外我都站在他这边，如果你们要撤离就撤吧，我选择留守。你们之后的一切事情，与我无关”
“你这是威胁！”
博古也很生气：
“把他留下是组织上的决定，又不是我们个人说了算的。”
毛泽民见状，也不跟他多谈，只是提了一句：
“你们做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最清楚，我们走到今天这步有多艰难，大家也心照不宣。我们是想组织能够走下去，大家一起度过难关，还不抛弃任何一个战友，你们现在做的，就是在抛弃战友，选择自己独活。”
毛泽民一席话，说的博古哑口无言，在仔细衡量后，他们最终选择在名单上加上毛主席的名字。也正是这一决定，才有了后来的遵义会议挽救中国革命的一幕。
尽管不能说是因为毛泽民据理力争，可从侧面也不难看出，毛泽民的远见卓识。
三
1937年年底，毛泽民由于积劳成疾，身体一度很差，组织上出于他健康的考虑，同意他赴苏疗养。
不过，意外的时，到了乌鲁木齐后，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鼠疫，毛泽民便滞留在新疆，当时盛世才极力要求中共派干部到新疆，毛泽民也因此留在了那里，出任财政厅的厅长，后来同陈谭秋一起在新疆做统战工作。
毛泽民后来到莫斯科后，曾数次出席共产国际的问题研究会。
当时，共产国际很重视中国革命的研究，特别是对大革命失败、中央苏区失败的经验教训，时任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的马特维洛夫部长应共产国际执委的要求，希望毛泽民能写份报告，阐述中国革命。
尽管先前已经有陈云、王稼祥到苏联说明，但共产国际还是希望了解更多情况。
后来交换意见时，毛泽民也很坦率的同马特维洛夫谈了自己的想法。
马特维洛夫经过调查后，还把调查到的一个情况反馈给了毛泽民：
“据有关部门认真查证，李德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，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到中国当什么军事顾问。有关调查材料我们不久将会正式公布。中国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，李德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，他的破坏作用比法西斯的探狗还要严重得多，共产国际监委会正准备解决他的问题。”
震惊之余，毛泽民有感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，决心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所有思考完完整整写出来，包括一份近万字的汇报材料《关于博古、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》，并在其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
“我参加中国党已有十八年，现已承国际告诉我这样重要的材料，我当然对于中国党内之危机负有党员应尽的责任，何况我已是中国党中级干部之一，更是责无旁贷，应在国际领导下，凡有利于中国党、中国革命的工作，虽死不辞，拼命干去。愿尽我一切可能的力量，来帮助国际挽救中国党内的危机，使中国党和中国革命不再受那些危害分子的危害，才能保证中国党之巩固和发展，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，配合世界革命之成功。这是国际主义的每个共产党员之基本任务。”
1939年12月6日，毛泽覃写成了《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》，递交给共产国际执委。2006年6月，曹耘山赴俄罗斯，从档案馆中调出了这篇报告，当然这篇报告不是原文，而是俄文翻译版，文章被印在16开的公文纸上，共计75页，大约4万多字。
从上面标注的情况来看，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也很关注，但因局限于联系方式，双方在沟通上有很大的问题。
毛泽民的《读后感》分为四个部分，围绕的中心思想主要就是反对左“倾”错误主义，这部分的内容占整篇文章的三分之二，而且毛泽民从一开始就开宗明义：
“只要我们仔细地阅读党内早期的文件，那么，给我党和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的“左”倾错误，就会立即映入眼帘。以往，某些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党员，特别是领导各种斗争的某些干部，很容易犯“左”倾错误和患“左”派幼稚病。正因如此，各种敌人利用这些弱点，经常用动听的“左”倾言论使我党的政策发生混乱，破坏党的统一，使革命遭到失败。”
文章不仅有理论观点，而且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，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大革命时期，最后谈到了抗战时期，可以说是条理清晰。
毛泽民对中国革命那份责任感，让人不禁动容。